朝鮮仁祖25年（1647）徐勝漂流事件所折射的 清初東亞海域

서지정보

· 발행기관 : 중국학연구회
· 수록지 정보 : 중국학연구 / 75호 / 343 ~ 375페이지
· 저자명 : 왕천천

초록

本文通過散見于『備邊司謄錄』、『朝鮮王朝實錄』、『通文館志』等朝鮮宮廷檔案中的記錄，參考『清實錄』等中國一側的史料，大致還原了發生於1647年福建海商徐勝一行漂流朝鮮的一事的來龍去脈。 本文試圖將該事件置於清初東亞歷史的大背景中作出多角度的解讀。通過徐勝一行的航線和其船上的巨額財貨，我們可以了解清初以鄭氏集團為代表的中國海商縱橫捭闔與中日經貿、外交活動之中，實際掌控著東亞海洋權利這一常常被人忽略的史實。而圍繞中國漂流船的處理也牽扯著韓中日三國政治經濟外交關係的敏感神經，反映出東亞三國敏感複雜的政治外交關係。 以鄭命壽為代表的清朝使臣對朝鮮事務的粗暴干涉生動地反映了清初對朝鮮王朝的嚴密戒備和所實施的高壓政策。這種較中國歷代王朝遠為強硬的外交政策實施的背景則是清初政權不穩，面對國內外各種挑戰的政治外交形勢。需要注意的是，在清初對朝鮮的高壓和監控中，以鄭命壽等人為代表的一批朝鮮出身譯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也是清政府對朝鮮採取“以夷制夷”政策的典型表現。 随着康熙平定三藩之亂, 收復台灣，清帝國的統治日漸穩定。同時，通过海禁等政策不斷强化陆上强权，从而逐步肃清了海上独立势力。日本德川幕府也通过頒布“鎖國令”，強化對外统治力，并通過“幕藩制”的推行，确立了新的统治秩序。在这一時期的權力整合過程中，國家級的地域權力努力將自身以外的各勢力置於自己的管理、控制之下，其強大的陸域控制力也波及到了海洋。滿清和日本對漂到朝鮮的中國海商的高度關注就是這種努力的表現。到17世紀末，通过由各政权主导的海上通交管理，逐漸形成了體系化的漂流民處理和遣返制度。海洋貿易活動和秩序也得以正常化，18世紀的東亞海域迎來了一個“分别共存”的時代。

참고자료

· 없음